《册府元龟》卷一百十四帝王部“巡幸第三”载：“后唐庄宗同光元年十一月诏：将自汴归雒，有事於南郊，河南尹张全义进迎驾法物仪仗。甲子，帝发汴州，十二月庚午朔，车驾寅时发自石桥，御史中丞李德林率文武百官班於积润驿，六军诸卫、金吾仪仗、大常法物毕陈於路，自上东门归大内，百官称贺。辛未，以百官初至雒，放三日朝参。壬辰，幸伊阙。” 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元年十一月自汴归洛阳，车驾自石桥出发，百官至积润驿迎接，西行至上东门归大内。从这段史料可知，“积润驿”当在“石桥”西。又同书载明宗天成二年，后唐明宗李嗣源幸汴，“乙酉，幸汴州，马步军士数万人，自级节以上，各赐锦衣，铠甲光明，组练鲜洁，法令如一，行伍日严，师徒雄盛，近代罕比。憩於积润驿，宰臣崔协引百官辞於行宫前。” 知由洛赴汴，帝王亦常栖止于积润驿，百官亦至此饯送，且此处有行宫。知积润驿为洛阳东汴洛道上第一大驿，为东行的“节点”地望，与洛阳西的临都地位相仿佛。又同书晋高祖天福二年三月敕曰：“王者省方设教，靡惮於勤劳，养士抚民，必从於宜便。……今月二十七日，巡幸汴州，诸道州府节度、防御团练使、刺史，不计远近，并不得辄离州城，来赴朝觐。……车驾经过河南府河阳、郑州、汴州管界，所有名山大川、帝王陵庙，名臣等去路十里内者，伏请下本州府，各排比祗，候俟车驾经过日，以酒脯醢祭告，从之。庚辰，帝卯时离京，至积润驿，下马留司官等班辞。辛巳，帝寅时离偃师，至孝义，食。巳时至巩县。壬午，帝丑时离巩县汜水，食。上马至荥阳，四月癸未朔，帝丑时离荥阳，至须水，食。郑州防御自景友进牲饩器皿，帝曰：‘不出民力否？’景友奏曰：‘臣畏陛下，皆办於己俸。’乃令收之。甲申，帝至中牟。丙戌，帝已时入汴州，至鞠场宣谕，随驾马步兵入内。” 这段记载比较详细地“实录”了石敬瑭由洛至汴的经过。其中离洛第一驿仍在积润驿，且百官于此饯送。由积润驿地望何在？

由上文知，积润驿与石桥相去不远。石桥屡见史籍，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二一“乾元二年”载：

思明乘胜西攻郑州。光弼整众徐行，至洛阳，谓留守韦陟曰：“贼乘胜而来；利在按兵，不利速战。洛城不可守，于公计何如？”陟请留兵于陕，退守潼关，据险以挫其锐。光弼曰：“两敌相当，贵进忌退，今无故弃五百里地，则贼势益张矣。不若移军河阳，北连泽潞，利则进取，不利则退守，表里相应，使贼不敢西侵，此猿臂之势也。夫辨朝廷之礼，光弼不如公；论军旅之事，公不如光弼。”陟无以应。判官韦损曰：“东京帝宅，侍中奈何不守？”光弼曰：“守之，则汜水、崿岭、龙门皆应置兵，子为兵马判官，能守之乎？”遂移牒留守韦陟使帅东京官属西入关，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帅吏民出城避贼，空其城。光弼帅军士运油、铁诸物诣河阳为守备，光弼以五百骑殿。时思明游兵已至石桥，诸将请曰：“今自洛城而北乎，当石桥而进乎？”光弼曰：“当石桥而进。”及日暮，光弼乘炬徐行，部曲坚重，贼引兵蹑之，不敢逼。光弼夜至河阳，有兵二万，粮才支十日。光弼按阅守备，部分士卒，无不严办。庚寅，思明入洛阳，城空，无所得，畏光弼掎其后，不敢入宫，退屯白马寺南，筑月城于河阳南以拒光弼。于是郑、滑等州相继陷没，韦陟、李若幽皆寓治于陕。冬，十月，丁酉，下制亲征史思明；群臣上表谏，乃止。

史思明攻郑州，李光弼率军至洛阳，与韦陟议下一步拒贼方案。韦陟提出当退守潼关，李光弼认为两军相争，最忌退兵，无故退五百里，则更涨史思明气焰。遂命河南尹李若幽率洛城中吏民出城，使洛阳成为空城。李光弼则率五百骑殿后。彼时史思明的前锋部队已至石桥，下属问李光弼，敌已进逼，是自洛阳向北避敌，还是沿石桥继续前行？光弼从容不近，引兵过石桥，火炬烛天，史思明游骑不知深浅，只能远远跟从。李光弼至河阳驻扎，监控洛阳。史思明由郑州返，入洛阳后，发觉是空城，又忌惮李光弼北伺，只有退出洛城，至城东白马寺驻兵。从史料知，“石桥”为东出洛城的关捩点，史思明军由郑入洛需经石桥，李光弼军由洛至河阳亦需过此地。胡三省注曰：“《水经注》，谷水东迳洛阳广莫门北，汉之谷门也，东迳建春门石桥下，即上东门也。此言汉晋洛城诸门，非隋唐所徙洛城门也。上东门之地，唐为镇。” 胡三省认为石桥指汉魏洛阳故城上东门外的石桥。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五“河南府”：“洛阳县，本秦旧县，历代相因。贞观六年自金墉城移入郭内毓德坊，今理是也。神龙初改为永昌，寻复旧号。故洛阳城在县东二十里。按华延儁《洛阳记》云：洛阳城东西七里，南北九里，洛阳城内宫殿台观府藏寺舍凡有一万一千二百一十九门。自刘曜入洛，元帝渡江，官署里闾鞠为茂草。后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幸洛阳，巡故宫，遂咏《黍离》之诗，为之流涕。观石经，仍定迁都。而经始洛京十九年，九月新都始立，于是六宫文武尽迁洛阳。” 据《郡县志》，汉晋洛阳在唐洛阳东二十里，并华延儁《洛阳记》认为汉晋洛阳东西七里。华延儁同时稍早的陆机《洛阳记》载：洛阳城，周公所制。东西十里，南北十三里。城上百步有一楼橹，外有沟渠。 洛阳城内，西北角有金墉城，东北角有楼，高百尺，魏文帝造也。”我们取华延儁与陆机的均值，即汉晋洛城的东西距离为8.5里，汉晋时一里约等于415.8米，则汉晋洛阳故城东西长3534.3米。据考古工作者对汉魏汉阳故城的发掘，目前发现的北墙全长约3700 米，基本与史籍相合。另外，考古工作者在故城发掘出城墙遗址，西城墙北数第二个门，魏称阖闾门，汉称上西门，与上东门遥遥相对。阖闾门在今洛阳白马寺（112.611892,34.727587）东北约1000米，在今阊阖门遗址（112.634916,34.733573）西北约1100米，其位置大约在今祥福寺（112.621668,34.739367）附近。由祥福寺向东测距3700米，当为东汉上东门地望，阮籍《咏怀》其六十四：“朝出上东门，遥望首阳基，遥遥九曲间、徘徊欲何之。”上东门外阳渠上即修建有石桥，于阳嘉四年闰三月开工，八月建成，桥头树石柱，刻铭文曰：“阳嘉四年乙酉王申诏书。以城下漕渠，东通河济，南引江淮，方贡委输，所由而至。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，监作石桥梁柱，敦敕工匠，尽要妙之巧，攒立重石，累高周距，桥工路博，流通万里。仲三月起作，八月毕成。” 《水经注》卷十六“谷水”文字相仿佛：“使中谒者魏郡清渊马宪，监作石桥梁柱，敦敕工匠，尽要妙之巧，攒立重石，累高周距。桥工路博，流通万里云阖，河南尹邳崇隗，丞渤海重合双福，水曹掾中牟任防，史王荫，史赵兴，将作吏睢阳申翔，道桥掾成皋卑国、洛阳令江双、丞平阳降监掾王腾之，主石作右北平山，仲三月起作，八月毕成。”建国后考古工作者对阳渠进行了勘测，渠和城垣相距20米至35米，渠宽20米至24米，渠深4米以上。 因考虑洪涝丰枯等问题，故石桥的宽度当在30-50米之间。汉时上东门西北建有常满仓，江淮河济的粮粟皆由洛水经阳渠至常满仓储备，故阳渠当能通行大船，石桥亦必有较高的桥拱以供大船通过，故可揆知汉晋时石桥定壮观宏伟。上文云上东门地望，大致在今偃师石桥村西1000米，故知积润驿当在今石桥村（112.677745,34.740447）西，其大致坐标信息为：西北角（112.675153,34.740663），东北角（112.675917,34.740652）、东南角（112.675917,34.740207）、西南角（112.67518,34.740044）。

韦应物有《上东门会送李幼举南游》诗：“离弦既罢弹，樽酒亦已阑。听我歌一曲，南徐在云端。 云端虽云邈，行路本非难。诸侯皆爱才，公子远结欢。济济都门宴，将去复盘桓。令姿何昂昂，良马远游冠。意气且为别，由来非所叹。”此上东门当为积润驿西三十里的唐洛阳城上东门。